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李林启
(湘潭大学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物权行为理论自被提出时起，就在各国法学界引起激烈批判和争议。本文从物权行为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无因性原则的弊端、其对现实法律生活的影响及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和我国国情等方面，阐述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关键词：物权行为 无因性 缺陷

物权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家代表人物萨维尼。十九世纪初萨维尼在柏林大学讲学中创造了这一思想：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他以所有权转移的合同为目的的交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物的契约”。他在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出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他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含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它的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它的本质就是契约……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合被忽略了，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区分开来，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来的。比如一栋房屋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人们却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种契约，而且是一个与任何买卖完全不同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交。”[1] 按照萨维尼的设想，一般人所谓的买卖过程可以分解为：（1）债的买卖合同即债权行为，它使得出卖人承担交付出卖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在这一阶段买受人尚不能成为所有权人；（2）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为不动产登记或者是动产交付，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的行为；（3）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其中萨维尼对买卖过程的独特认识即第二点所有权的转移，它是一个不同于订立买卖合同的“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
萨维尼上述思想包含了物权行为的重要原理，后世从萨维尼思想中发展出一系列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物权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分离原则，也称区分原则、独立性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是两个法律行为。前者是原因行为，后者是物权行为。因为这两个行为各自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他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即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的。（2）无因性原则。无因性原则的意义，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被撤销。萨维尼对此的论断是：“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正如萨维尼认为：物权行为应与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相分离，物的履行的效力已经从债务关系的效力中被“抽象”出来。因此德国民法学中称此原则为“抽象原则”（Abstraktionsprinzip）。（3）物权变更的形式主义原则，即公示要件主义原则。因为物的合意乃是对物的交付行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记载这一物的合意，而且，该公示行为不仅应该具有物权的一般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更应该具有表示该物的合意成立的效力，即没有该公示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变更和废止即为无效。该公示行为的外在形式即为动产的交付和不动产的登记。[2]
简言之，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就是无论民事主体因何种原因而进行物权的变动，他们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均应为独立法律行为，其效力和结果与原因行为各自没有关联的学说。[2] 它是萨维尼在解释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萨维尼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的溯源而寻找法律的规则和理论，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法学研究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及法律文明的演进，过去的规则不一定符合现实的需要，不能将历史的规则照搬至现实生活中。如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说：“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是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3] 而在更进一步要求交易迅速简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更不可能采纳这种制度。

一、物权行为纯系臆造与拟制，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

物权行为实际上是学者虚构出来的抽象的纯理论的东西。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并非“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4] 在私法领域中，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就是法律行为。[5] 一个人如果要和另一人个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或实现对一个特定的物加以利用的目的，就必须要从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价值就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但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其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依德国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观点，物权行为指物的合意，即当事人关于设立、变更、废止物权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作为物的合意，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要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不过是债权合意的再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6]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而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是物权法定原则。这样，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由此可见，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7]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明显的缺陷
（一）损害了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8] 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了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的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依据无因性原则，在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以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因交付即发生移转，出卖人丧失所有权，所有权在法律上归买受人享有。如果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则为有权处分，出卖人不能享有追及权。可见，无因性原则过分强化了物权转移的确定效力，在侧重保护买受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却严重削弱了对出卖人权利的保护，使天平严重地倾向买受人或第三人一边，这是对公平原则的漠视。以动产的买卖为例，假设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而未获得价金的情况下，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无因性原则先承认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再通过返还不当得利将所有权回归出卖人；而依据有因性原则，标的物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仍归出卖人所有。无因性原则增添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而且使出卖人丧失了特殊的物权保护，只能依赖不当得利请求权予以保护。如果买受人破产，或将标的物低价转让等，出卖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根本不能维护其利益，甚至使其一无所获。尤其应当看到，依据无因性原则，第三人在恶意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就可能纵容买受人非法移转财产或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且不符合所有权取得的合法原则。
（二）受到了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的挑战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除了能发挥无因性理论所具有的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外，还能为第三人担供更为广阔的保护空间。同时，善意取得制度能合理地平衡当事人之间及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市场具有一定风险，要求市场主体对交易尽到合理的注意。善意取得制度仅有鉴别地保护那些尽到必要注意的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平的原则，而无因性原则完全免除第三人注意义务，不加区别地保护第三人，显然不合理。其次，无因性原则所具有的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和减少举证困难的作用可以通过交付、登记等公示公信制度来实现。[9]
综上，我们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 ”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提出了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理论，如“共同瑕疵说”、“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说”，这些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三、物权行为理论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对法律适用不利
物权行为理论把生活中简单的财产转让分解为数个完全独立的法律行为，以买卖为例，当事人之间缔结买卖合同的合意是债权行为或债权合同。它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义务。如果要发生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则当事人必须达成移转的合意，同时还要从事登记或交付行为。而且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 这样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不利于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同时，该理论人为地割裂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违背生活常理，难以为大多数人理解，给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中大量即时结清的买卖带来许多不便，扭曲了现实生活，也阻碍了法律的普及推广，给群众守法添造了人为屏障。德国自由派法官奥托·冯·吉耶克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如果在立法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在理论上对生活的强奸！一个人去商店买一双手套，他本可以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可他必须瞪大了眼睛提防着要发生的三件事：1、这是在订立一个债法上的合同，因此而产生的债务关系要清偿履行；2、缔结了一个与其法律原因完全脱离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物权契约；3、在上述两个法律行为之外，必须进行虽然是一项法律‘动作’但不是法律行为的交付。这些不是纯属虚构吗？如果现在把实际中的一个统一的法律行为的两种思维方式编造成两种各自独立的合同，那就不仅仅是脑子里怎么想的问题，而是依思维方式的超负荷损害实体权利。”[1]
四、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及我国国情决定
除德国立法与判例以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法国法采纳纯粹的意思主义，主张物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而不须采取登记或交付等形式。瑞士法采纳登记或交付主义，即物权的变动，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必须以登记或交付为要件。美国法则采纳契据交付主义，即有关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情形，除让予人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须将契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发生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效力，受让人可以将契据拿去登记，但一般而言（各州规定不尽一致），登记不是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10] 这些立法例各具特色，对促进和鼓励交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交易安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并非世界各国立法通例。
我国现行民法是否已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对此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11]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和司法实践，均已不自觉的承认了物权行为。[2] 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来看，确实规定登记或交付为物权变动要件，就动产所有权转移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移转，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而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论是土地权属的变更，还是房产所有权的变更，均应当办理登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因为就动产来说，我国民法从未承认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必须具有物权合意。就不动产来说，我国法律也不承认在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存在债权合同和物权合同两个合同，不动产的交付是依据不动产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不动产的登记也要以不动产买卖合同为依据。也就是说，我国立法对交付、登记等物权变动的要件规定，主要是出于公示的要求，不能成为物权行为存在的依据。概括来说，我国民法的规定类似于瑞士法的立法模式，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采取此种模式而非物权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它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而且易于被执法者理解和掌握。而物权行为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又进一步割裂原因与物权行为的联系，极尽抽象化之能事，符合德国法学思维方式对抽象化之偏好，严重歪曲了现实法律生活过程，对于法律适用有害无益，毫无疑问是不足取的。”[12] 第二，我国的立法模式切实反映了各种纷纭复杂的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完全符合我国现实生活常情。而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将现实生活中某个简单的交易关系，人为地虚设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使明晰的物权变动过程极端复杂化。第三，我国的立法模式能够有效地、平等地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利益，不管是对出卖人还是对买受人都能够兼顾其利益，并平等地加以保护。而物权行为理论，割裂交付、登记与原因行为的关系，虽然强调了对买受人的保护，但却忽视了对出卖人的保护。[13]
总之，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虽然被德国立法和实务所采纳，但其自身缺陷必将导致其灭之，且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14] 按照法律本土化的要求，我国物权立法也不宜采纳这一理论。而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重视法律制度在实践上的现实价值、强调法律制度与现实社会的协调、注重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对当事人利益平等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和规则体系。



参考文献：
[1]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2] 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3]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4] 谢怀?颉⒊绦ィ骸段锶ㄐ形?砺郾缥觥罚?ㄑа芯浚?002年第4期。
[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6]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7] 毛玮、刘蕾菁：《物权行为理论质疑》，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8]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9] 杨垠红：《我国物权立法不宜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引进与咨询，2001年第2期。
[10] 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1] 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
[12]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3] 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1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作者:李林启,男,河南省原阳县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出版社“十五”发展规划要点》的通知


2002-01-14

教社政〔2002〕1号


　　为做好2002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于2001年11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94家高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主管校领导在会上对《高等学校出版社“十五”发展规划要点》进行了充分讨论。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高校出版社在“十五”期间健康、快速的发展，现将《高等学校出版社“十五”发展规划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组织学习，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所属出版单位的“十五”发展规划,切实把出版社办好。落实中有关问题，请及时向我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报告。

高等学校出版社“十五”发展规划要点

　　“十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国家将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出版业必须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作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方面军，高校出版社应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教育背景和出版资源密集的优势，抓住机遇，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为推动新世纪高校出版社的更大发展做出贡献。

　　一、“十五”期间高校出版社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

　　1．历史性的发展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高校出版社得到了健康、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在高校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在全国出版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九五”期间，高校出版社坚持正确的办社宗旨,积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各级各类教材和反映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促进了高校和中小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整个高等教育乃至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高校出版社主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出版了一批旨在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图书，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推进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高校出版社注意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出版了一批份量重、影响大的古籍和史料整理类图书，以及大量高质量的社会读物和科普读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力地推动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目前，高校出版社有94家。整体办社水平、经营能力、经济实力都有了明显提高，社会整体形象凸现，有部分出版社跻身于全国强社名社之列。“九五”期间，高校出版社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与1995年相比，2000年高校出版社的出书品种增长了23%，总码洋增长了近3倍，达到48亿，占当年全国出版业的11．16%。在国家相关奖项的评比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2000年，有4家高校出版社被评为国家优秀出版社，有20家被评为国家良好出版社；有4种图书获“五个一工程”奖；11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的相关奖项；53种图书获中国图书奖；有多种图书和教材获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图书奖、优秀教材奖等；有16人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与此同时，高校出版社已形成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勤奋敬业的出版队伍，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出版家，他们在对出版实务了解和通晓的基础上，已形成了一些独到的关于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见解，在整个出版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切奠定了高校出版社在全国出版业中的地位，使之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校出版社在以较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影响和制约着高校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

　　——部分高校出版社满足现状，出版理念滞后，创新意识淡薄，面对发展的新形势，发展思路不明确，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乏竞争意识与危机感，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做大做强的目标。

　　——有的出版社对高校出版社的性质缺乏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有的片面强调“事业单位”性质，忽视企业化改革和经营管理工作；有的片面强调“企业化管理”，把市场经济的规则简单地照搬到社会主义文化出版事业中来，把高校出版社等同于创收单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甚至见利忘义，出版了一些格调低下或带有政治倾向错误的书刊，在社会上产生很坏的影响。

　　——队伍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缺乏出版事业发展需要的专业性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不少高校出版社的领导和出版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少数出版社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个别社领导管理意识淡薄，政治责任感不强；有的高校出版社有章不循、甚至无章可循，管理环节漏洞百出；有的出版社经营管理制度尤其是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科学的管理办法、管理手段和必要的监控机制；特别是有的出版社由于制度不健全或者不按规章制度办事，造成社内人员，甚至社领导违规违法，给出版社和学校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影响。

　　3．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高校出版社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新环境：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到来，为高校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巨大的动力。高校具有的人才、知识、信息密集的优势，为高校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出版资源，为出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随着高新技术对出版业影响力度的加大，也给高校出版社提出了如何吸引和留住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如何利用自己独特的知识和人才的优势提高出版的科技水平和出版物的科技含量，以及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出版资源等课题。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高校出版社的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存在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活动方面的多样化、多变性、差异性进一步增强。这对高校出版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特别是高校出版社如何既能抓住机遇，发展壮大，不断增强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强与国际出版界进行有效的联系、交往和合作，同时又能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办社方向，坚持弘扬主旋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喉舌功能。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教育加速发展的要求，为高校出版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高等教育体制的调整、高等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特别是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提出的“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重要思想，为高校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高校出版社优化结构、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和效益以及制度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高校出版社面临着如何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形成自身新的增长点。不仅要为高等教育服务，还要为基础教育服务；不仅要为校园教育服务，还要为社会教育服务；不仅要为学龄教育服务，还要为终身教育服务的课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试点集团的建立，为高校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更具挑战的新环境。国外出版业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先进的科技手段、成熟的出版运作方式和管理经验，对我国高校出版社极具借鉴意义，合作领域也将更加广阔。国内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试点集团的建立，为高校出版社进一步整合、优化校内出版资源，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出版资源的多种价值，实现综合效益提供了有利时机。另一方面，也对高校出版社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高校出版社要想生存并得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加大内部体制改革的力度，增强自身实力，巩固和加强在已有领域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如何加强彼此的协作与合作，提高高校出版社的整体实力，增强抵御风险和参与竞争的能力等课题。

　　——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高校无论是在管理理念，还是在用人、分配和运行机制上，都在发生着变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高校出版社的主办单位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加快发展，推进创新，促进高校出版社进一步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高校出版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面对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有利发展环境，只要我们抓住这一重要历史契机，走改革发展创新之路，积极应对各种挑战，高校出版社一定能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二、“十五”期间高校出版社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及十五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正确的出版导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服务，为教育服务，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为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的办社宗旨，紧紧围绕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不断强化高校出版社的教育特色。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积极推进高校出版社整体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着力研究高校出版社做大做强的思路和方法，鼓励基础好、有条件的高校出版社进行管理体制的创新试点。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因校制宜、因社制宜，分类指导、分级管理，整体推进和特色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在注重高校出版社整体形象的塑造和整体实力的发挥的同时，鼓励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规模的出版社创造性地探索适合本校、本社实际情况的特色发展之路。　
　　——贯彻规模、质量、效益相统一的方针，把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放在重要位置，鼓励出版社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最大经济效益，使各出版社的实力和高校出版社的整体实力都有较大增长。

　　三、“十五”期间高校出版社发展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目标
　　“十五”期间，是高校出版社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继续深化高校出版社改革，经过不懈的努力，力争在“十五”期间，把高校出版社建设成为导向正确有力、管理规范有序、机制运转灵活高效、出版队伍一流、图书质量上乘、两个效益显著、出版特色鲜明、大中小社并举的与高校的地位和声誉相匹配的我国出版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二）主要任务
　　1．继续坚持为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的办社宗旨，努力出版为学校教学、科研所需要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各级各类教材、学术专著及相关图书。“十五”期间，教材、学术专著的比例要保持在图书品种的60%。
进一步发挥高校的优势，立足学校，面向社会，主动为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校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龄教育和终身教育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秀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不断增长和日益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出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用书，在社会上树立起教育出版社的良好形象。
　　2．以纸介质图书出版为主，大力发展音像、电子与网络出版和“社刊工程”，积极构建多种媒体的出版物立体发展的格局，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十五”期间，努力使电子出版和“社刊工程”成为高校出版社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完成列入国家“十五”规划的重点图书和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任务。

　　3．坚持以出版为主业，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资源，进一步挖掘所在高校在各层次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潜能，积极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实现多种经营，力争形成一些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独立经营实体，为带动全国高校出版社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依靠市场机制和必要的宏观调控，积极推动具有相同的出版资源、人才资源以及共同的图书市场的高校出版社在选题策划、出版和发行等方面的合作与联合。“十五”期间，着力探索区域性或同类型出版社的发行联合体，支持和推动高校出版社开展联合发行、连锁经营，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逐步做到资源共享、市场共用。

　　5．立足自身优势和特色，走适合本社的发展之路。有条件的高校出版社要通过内涵式发展道路，积极探索高校出版集团发展的新路子。“十五”期间，10%的高校出版社要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校出版社。其中有五、六个高校出版社通过内涵式发展道路，逐步建成具有集团规模和现代企业性质的大而强的出版社或出版集团。40%左右的高校出版社要建成出版特色突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中而特的出版社。绝大多数高校出版社要在学科特色上下功夫，努力建成专业特色强，学术水平高，在同类专业出版社中影响较大的小而专的出版社。

　　6．加大高校出版社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推进出版社内部“三项制度”的改革，落实社长负责制，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符合出版规律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的，科学规范、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7．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同时，高校出版社要谋求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十五”期间，高校出版社的总码洋和销售码洋要在“九五”的基础上实现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实力要与其在全国出版业中所占份额相一致。

　　8．普及计算机管理和使用网络化管理，大力提高高校出版管理工作的科技含量，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十五”期间，逐步实现出版编辑工作自动化、图书发行信息网络化、出版事务管理计算机化；力争实现出版社内部局域网管理。不仅要把“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建成一个运用网络技术和平台提供高校全面的教材信息，推荐精品教材的公共性门户网站，还要依托该网逐步实现全国高校出版社联网管理。

　　9．要加强高校出版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建设。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校出版工作者队伍，努力培养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熟悉市场、懂经营、会管理的出版家，一批在国内同行业、同领域有较高知名度的专业技术带头人，特别是编辑和市场营销专家。

　　10．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在引进国外优秀出版物的同时，努力将优秀的高校出版物推向世界，扩大高校出版社在国际上的影响。

　　11．依靠高校学科和人才优势，大力开展出版科学、出版管理、出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加快高级出版人才的培养，进一步增强高校出版社发展的后劲。“十五”期间，重点支持建成2-3个出版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使之成为高校出版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力量。

　　四、主要措施

　　为确保实现和完成“十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与任务，教育部和高校出版社的主办单位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一）加强领导，转变职能，强化宏观管理

　　1．鼓励和支持体制创新。通过体制创新，增强高校出版社的活力和发展后劲。体制创新有多种模式。“十五”期间，积极促进高校出版社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支持发展较快、思路明确、条件良好的高校出版社，采取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实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2．积极发挥行业管理的职能，争取国家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支持，努力为高校出版社进一步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
——积极争取电子和音像出版权，包括实施“社刊工程”所需的必要刊号，为高校出版社向规模化、集约化直至集团化方向发展创造条件。
——积极争取并推进建立国家或教育部的高校出版集团的试点工作，包括在一些基础好、影响大、发展势头强的合并高校的出版社中进行建立出版集团的试点工作，为高校的出版社的整合探索新的路子、创造好的经验。

　　3．建立评估制度，开展评优活动。
——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校出版社评估制度，推动主办单位及高校出版社进一步改善办社条件，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努力实现高校出版社经营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
——通过开展“先进高校出版社”评选活动，鼓励那些在坚持正确的办社方向和宗旨，加强管理，锐意改革，不断创新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出版社，总结和推广先进高校出版社的成功经验，推动高校出版社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
——通过开展“优秀出版物”的评奖工作，鼓励出版社积极出版优秀出版物，多出精品，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

　　4．实施优秀图书出版工程。
工程目标是要反映高校出版社的整体出版实力，树立高校出版社的整体形象。主要任务是优化出版社的同类选题结构，避免选题重复，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出版和分步推出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出版工程、素质教育图书出版工程、高科技图书出版工程、优秀传统文化图书出版工程。

　　5．加强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出版队伍的整体素质。
——积极争取在高校中建立出版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真正把出版专业纳入高校学科建设和发展之中。
——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出版研究所和出版研究中心，加强出版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工作。
——与新闻出版总署定期举办高校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着重提高社长、总编辑的思想政治水平、职业道德素养和管理水平以及专业技术能力，使之成为带领高校出版社不断繁荣发展的坚强核心。
——不定期举办与出版有关的新知识、新技术的讲座或培训班，不断补充新知识、新技能，使高校出版从业人员始终能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

　　6．鼓励高校出版社之间以及高校出版社与国际出版界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这是高校出版社进一步发展，增强抵御风险和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召开“世界大学出版论坛”，邀请世界知名大学出版社与我国高校出版社社长与会，交流经验，共同探讨入世后双方合作与发展问题，促进我国高校出版社更快地与国际出版界接轨。
——积极支持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的工作，鼓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进一步促成高校出版社之间各种形式的协作与合作。鼓励和充分利用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与国际出版界建立起一种经常性的互访关系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大力开展版权贸易，增强图书版权输出和引进的整体能力。

　　（二）充分发挥主办单位的作用

　　1．高校出版社的主办单位要加强领导和管理，这是实现“十五”规划目标和任务的根本保证。主办单位要加强对出版社工作的领导，指导出版社学习和贯彻有关出版的法规及重要文件精神，把握出版社正确的办社方向和办社宗旨，确保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2．主办单位要加强出版社的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这是高校出版社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一定要选拔政治强、业务精、懂管理、善经营、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同志担任社　长，并组成一个有强烈事业心、责任感、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社领导班子。要保证社长任期的相对稳定，使社长能够全面、长远地考虑和推进出版社的发展。

　　3．主办单位要充分重视和支持出版社的改革、发展、创新，这是推动出版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要重视出版社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要把出版社的“十五”发展规划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之中，要象建设学校实验室和图书馆一样建设出版社。要营造有利于出版社发展的校内政策制度环境，鼓励和支持出版社走自己的发展创新之路，进行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要逐步建立起适应高校改革和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校出版系列职称评聘制度，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