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国首个特别案件 想给最高院提个呈请

一、特别案情引发特殊诉讼：

市某区人民法院在执行“Y公司（申请执行人 ）”与“S公司（被执行人）”金钱给付一案中，冻结了S公司在“Z公司（案外第三人）”的工程款项。被冻结工程款系“S公司”将中标承包建设单位“Z公司”工程中“地基土建”项目分包给“D公司（案外异议人）”实际施工发生的工程款。此项工程完工后的2008年12月11日，“S公司”与“D公司”签署《分包费用结算单》，结算总价款九百八十万元。“S公司”陆续还款，尾欠一百三十万元未能清结。工程款涉及施工人员的工资及相关材料成本，S公司未按约定付款曾引发施工人员群访索赔，在市公安局督办下，“S公司”与“D公司”订立《委托付款协议》，S公司委托建设单位“Z公司”直接向“D公司”给付工程款。2010年8月27日，“Z公司”与“D公司”订立了具有债权移转性质的《工程结算协议》，确定D公司优先受偿，该协议第3条规定：为维护社会稳定“S公司”应确保工程款优先用于支付本项目项下的劳务款、分包及材料款，……按照本协议3条写明的金额由Z公司直接汇入“D公司”账户。2010年11月28日区法院向Z公司送达了执字第88号裁定，冻结S公司在Z公司的债款。Z公司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此项工程款系D公司的施工人员专用款，S公司与Z有书面债权转移协议，据此，否认S公司到期债权；D公司也向法院提起案外人异议申请，认为对此款享有法定优先权。区法院未经听证程序于2011年9月2日送达了（2011）执异字第02号执行裁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D公司的书面异议。D公司向区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期间获悉Y公司与S公司通过和解协议终结了执行程序，法院未经裁定又对此款作出轮候冻结通知。D公司就S公司的债权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针对Z与S公司之间的债权移转协议，向区法院提起代位权之诉，立案登记后认为D公司与S公司之间有判决后才能起诉代位权之诉。

二、案情反映的司法前沿问题：

基于上述案情，D公司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合同法》第286条、最高院法释〔2002〕16号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D公司具有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法院应当停止执行并解除或撤销冻结通知，法院认为S公司与Y公司之间的执行案件终结，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难以成立。
据全案事实查知，本案涉及到的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这一案由是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新增加的一项内容，其原理基于合同法七十三条规定的代位求偿权，只不过代位求偿发生在诉讼程序当中，而本案中的代位求偿权发生在执行当中，为缓解执行难的问题，法律规定了代位执行程序，但同时为保障执行中不至于侵害到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法律又规定了案外人异议之诉，目的是防止执行错误。
案外人异议之诉涉及的主体较多，标的复杂，程序特殊，此前很少发生类似案件，或即便有此类纠纷，也因法律没有规定而排除在诉讼以外，本案的启动正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前沿问题，比如本案中出现的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但此前的执行冻结措施未被解除的问题应通过什么程序如何处理？还有本案既有案外人异议，还有第三人异议，法律中如何做出审查的问题，案外人在提起异议的同时，又启动了本合同法律关系中债务人的给付之诉，还向冻结款所在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之诉，法院依职权启动代位执行程序冻结措施是否合法的问题，冻结协助通知未经裁定时可否轮候冻结的问题，主冻结未被解冻但实际已经失去冻结效力后，异议人对轮候冻结措施再提诉讼是否受理的问题，异议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主合同债权关系的真实性问题应与异议之诉并案审理还是另案起诉的问题，工程款系施工人员资及材料成本，实际施工人应否适用和享受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对第三人已到期债权与债权移转所附条件发生冲突时，如何审查的问题。

三、针对上述主要问题，D公司向法院提出了如下意见：

1、本案不适用《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二款规定的问题：本条二款规定：“案外人在执行法院针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D公司认为本条规定不适于本案。理由是：条文当中规定“针对执行标的物”应与本指导意见第六条“……主张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阻止其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第七条规定“……请求对执行标的物停止执行”系同一限定术语；原告提请司法审查异议之诉当中的“执行标的物”与“执字第88号协助执行通知”冻结标的物中一百三十万元系同一标的，该“标的物”未被执行终结。虽有Y公司与S公司执行和解情形，但原告异议之诉指向的标的物被冻结的措施未被解除，原告难以实现债权。
D公司诉求实体权利焦点在于“执字第88号协助执行通知应否被停止的问题”，并非Y公司与S公司的和解行为，也不是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得到执行。针对适用法条的准确性问题，望法庭向上级法院函请为盼。
2、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表明涉案标的物未被执行终结，裁定仅从程序上和形式上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所有权，未经实体审查，原告的执行异议之诉须通过法庭审理程序后，依据《指导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理由成立的，应当根据案外人的诉讼请求判决停止执行第88号协助执行通知。
3、高院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应当针对法院的正式查封行为主张权利”。涉案标的物未执行时又被轮候冻结，指导意见规定案外人不能对轮候查封提出主张。这种情况下，如法庭裁驳原告要求停止正式冻结措施的诉讼请求，势必造成当事人合法权利诉求无门之局面，有悖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立法精神。
4、依据高院《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案外人同时请求确认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或要求对其主张所依据的相关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裁判的，一般应当合并审理，被执行人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据此，本案原告确已同时请求确认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要求法院依法审理原告与S公司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法院应予依法审理，并对原告与S公司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一并作出裁判，不因Y公司与S公司之间达成和解为由，裁驳原告与S公司之间确权及实体权利方面的五项诉讼主张。
5、依据《指导意见》第十条、《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部分及其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法院应向执行实施机构发出停止处分执行标的的建议书。
6、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一条、《最高院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百条、《执行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规定，采取冻结措施应当经由执行申请人或被执行人的书面申请，本案系法院依职权启动，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冻结措施应予撤销；Z公司就冻结行为提出确有理由的书面异议，D公司对冻结款享有实体权利，依据法律规定应当终结对第三人的强制执行程序。

四、从“案结、事了、人和谐”的原则出发，建议法院对异议部分解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规定及适用意见规定，考虑到执行冻结措施时间发生在D公司与S公司工程款结算协议之后，此项被冻结款不应视为S公司的已到期债权，在冻结前已对此款附有条件，且发生转称，为确保被执行人在执行行为发生前形成的权利加以保障，针对异议人提出异议的部分，可以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措施，由D公司从Z公司直接受偿，对Z公司无异议的部分，可由法院支配，按债权人顺位受偿。

2011年9月22日
天依律师事务所张生贵律师整理



我国2005年《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担保制度。对于违反《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学界和实务界争议很大。《人民司法》杂志社编著的《法律规则的提炼与运用重述（商事卷）》“第一部分 公司法”“公司对外担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为：“担保债权人对公司提供的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相关决议形式上合法有效，且担保债权人在审查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的，公司以决议存在实质上的瑕疵为由主张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映了我国司法实务界的一定倾向性意见。显然上述规则是基于有权决定对外担保的机关是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这一《公司法》第16条明文规定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问题是，当法定代表人擅为提供对外担保，与他人签订担保合同的情况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在法定代表人未提供相关决议，第三人未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该迳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应归于无效？笔者以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其关键在于厘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内涵、对《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属性的判断以及正确适用公司对外担保法律规范问题。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法定代表人的内涵

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内涵，我国《民法通则》第38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这一立法概念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内涵界定十分模糊，何为“负责人”、“法定”是指什么、“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范围是什么，等等，该条未予具文明定。对于法定代表人的性质和内涵，学界长期以来也未给出一个为大家所认同的理论概括。2005年颁布的《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该条文虽未直接对法定代表人进行明确定义，但较之《民法通则》第38条，在公司法律领域中，法定代表人之内涵存在着重大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法定代表人必须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
2、“法定”的含义为“法律限定”，即在《公司法》的“限定范围”（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内，由公司章程自行选择确定；
3、公司内部管理由公司内设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负责；在对外活动中，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也就是说，单就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而言，主要是代表公司进行对外活动，而不关涉公司的内部管理。
4、“法定”的另一含义为“依法登记”，即法定代表人必须依法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登记”之目的在于“公示”，而“公示”之目的则在于“使人周知”， “使人周知”后便利于保证第三人与公司进行交易。
从上述内涵来看，不难看出，由公司章程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选择确定法定代表人并“依法登记”公示之后，该法定代表人在进行对外活动时，享有公司代表权，其身份本身即为公司的表彰，无须公司另行授权，其意思表示即为公司的意志表达。质言之，《公司法》隐含了排除公司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效力。对此，《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亦体现了相同的立法精神，其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也就是说，为维护交易安全，《合同法》以第三人是否恶意作为区分标准，《公司法》以“依法登记”作为公示手段，承认法定代表人全面代表公司的权力，并进而对公司于该等权力设置的内部限制予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持否定态度。

二、《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属性

《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在对外担保问题上，《公司法》第16条对公司这一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过程做出了三项特殊规则：一是由公司章程先行进行规定。通过公司章程，预先对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决策程序等进行概括性约定；二是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公司设立后，每次实际实施对外担保经营行为时，须由公司决策机关对该等事宜进行表决；三是涉及关联交易时限制关联股东的投票权。即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投票时，关联股东不得参加，且该项表决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规范依其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不使用或改变法律规则的内容而行为的法律规则；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虽有法律的规定但允许当事人对行为内容做另外约定的法律规则。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又可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或取缔性规范：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是指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或者违反该等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则；所谓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或取缔性强制性规范，是指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该等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该等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法律规则。从《公司法》第16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该条文在对外担保上体现的是公司的意思自治原则，并未明确规定违反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的特殊规则将导致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也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在法律属性上，该条文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公司法》第16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对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

三、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认定

1、关于“越权”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1条同《合同法》第50条立法意图类似，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换言之，如果第三人非因重大过失不知法定代表人超越职权，而有理由地相信其在该事项上有决定权，那么担保合同有效，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废除“越权论”是当今法律发展的趋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越权原则”也已经有了变通甚至废除。如《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而且在对外担保问题上，课以第三人审查法定代表人的义务，也是对法定代表人这一公司对外法定代表机关的否定，从而动摇法定代表权制度建立的基础。这是因为，从公司作为担保人的角度看，遵循特殊规则进行担保决策既是公司的内部行为，又是公司的单方行为，第三人无须也无从介入公司内部。当公司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内部机关决策对外担保意思形成之后，必须由公司意思表示机关即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表达于外部。当公司对外担保意思表示时，法定代表人既然是公司身份的表彰，经依法登记公示后自然就是公司全面权力的对外代表，如果对第三人苛以审查其权限的义务，一方面法律在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也挑战了法定代表人的法定代表权。更何况，公司内部对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并不具有对世效力；在法定代表人违反其内部限制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司也有足够的救济途径去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过错责任。
因此，笔者以为，法定代表人基于其法定代表权代表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应赋予其法律效力，而无须课以第三人审查公司内部规定及法定代表人内部权限的义务；其对于公司内部权限限制约定的违反而擅为对外越权代表，应视为法定代表人构成其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违反，在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和责任后公司可对其行使追偿权。

2、关于公司担保的法律调整规范的理解

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签订，一般地需要经历公司内部决策、对外担保意思的表示以及合意达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司内部决策机关形成法人意思，第二阶段是公司代表机关将法人意思对外表达，均为公司单方行为，这两个阶段属于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显然都独立于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人，因而由《公司法》予以调整。《公司法》第16条作出公司对外担保需要遵循上述三项特殊规则，依笔者理解，其立法意图旨在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和控制，以提高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的科学性，降低经营风险，而非课以第三人之审查义务。
当公司与第三人达成担保合意时，即第三阶段，是公司与第三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担保合同的效力应视该等合同是否具备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而定，其主体资格、成立、生效、违约及认定、损害赔偿等，应由《合同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法规调整，而不宜由《公司法》予以规范。因此，以第一、二阶段的瑕疵来否定第三阶段的效力，既违背逻辑，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混淆了法律适用的边界。

3、法定代表人签署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认定

从前述公司对外担保形成的阶段看，无论对外担保的内部意思的决议由哪一个决策机构形成，参与担保关系的只能是该公司而非该机构，《公司法》第16条规定是对公司决策机构的要求，并非对公司对外担保能力的限制，更不是否定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依据。因此，在公司对外担保时，基于《公司法》第16条非强制性规范的效力性规定的法律属性，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对外代表机关，与第三人签署的担保合同，应确认为有效。

作者：王冠华，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