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商务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出口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浙商务联发〔2011〕85号




各市、县（市、区）商务局（外经贸局）、财政局（宁波不发）：
为加快推进我省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培育区域出口品牌，提高产业聚集度，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我们联合制定了《浙江省出口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级和省级出口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出口基地建设的政策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我省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发展。

附件：《浙江省出口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浙江省出口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出口基地建设是深入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培育区域出口品牌，提高产业聚集度，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为规范我省出口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积极推进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浙江省出口基地是指产业特色明显，面向国际化发展，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有较强的示范、带动和辐射能力，产业链和配套体系较为完善，具备较好基础且发展前景良好的产业集聚区域。
第三条 建设出口基地的主要目的是提升特色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推动我省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主要任务是积极打造区域品牌，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其服务能力和示范带动作用，优化贸易环境，促进产业和贸易的有机结合。
第四条 出口基地的认定要坚持科学、公平、公正、公开和择优扶强、突出特色、动态管理、适度兼顾地区平衡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浙江省商务厅是省级出口基地建设工作的组织、管理部门，对全省出口基地工作进行管理和指导，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出口基地的认定、管理和考核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出口基地建设发展的政策措施，搭建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基地相互交流与合作。
第六条 市级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管理本地区出口基地建设工作，编制本地区出口基地发展规划，建立并完善本地区出口基地建设组织体系，组织本地区出口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的申报、统计、促进、调研和宣传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支持本地区出口基地的建设和发展。
第七条 被认定为出口基地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应设立由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牵头的出口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制定出口基地建设的统一规划和方案，并组织实施和管理。出口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完善出口基地建设的政策措施。
第八条 出口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所在地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负责本地区出口基地的统计、促进、调研和宣传等日常管理工作。每半年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出口基地运行情况、统计出口及相关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重点企业运行情况等信息；每年1月下旬报送出口基地上年度工作报告和本年度工作安排；重要信息要及时报送。负责组织培育、申报和初审外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在当地政府的门户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布区域内被认定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的优惠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对服务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第九条 被认定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实施单位要与基地所在地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签订优惠服务协议，面向基地内企业提供优惠服务，记录服务台账。

第三章 认定条件

第十条 出口基地总体要求：
（一）区域内相关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等在全省居同行业领先地位。
（二）地方政府对相关产业的发展有较明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能为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的发展和出口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推动产业出口的具体配套政策措施。
（三）区域内特色产业骨干企业普遍具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经营管理体系，研发创新能力强，在行业标准制定、新品开发、优化出口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履行社会责任、行业自律及维权等方面示范带动作用显著。
（四）区域内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已初步建立，能为产业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五）地方政府注意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出口秩序，有完善的环境治理措施。区域内企业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案件，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第十一条 出口基地认定标准：
（一）省农、轻、纺出口基地：
申请出口基地的区域内特色产业集中度较高，其特色产业上年度产值：轻纺产品30亿元以上、农副产品10亿元以上；上年度出口额：轻纺类3亿美元以上、农副产品1亿美元以上，或者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规模的比例不低于10％。
（二）省机电产品出口基地：
申请出口基地的区域内特色产业上年度产值在50亿元以上，出口额在5亿美元以上，或者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规模的比例不低于10％。
（三）省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上年度产值在10亿元以上，出口额在1亿美元以上，或者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规模的比例不低于10％。
欠发达地区出口基地认定标准适当放宽。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十二条 由申请出口基地所在地的市、县（市、区）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书面申请报告；
（二）区域内特色产业的发展情况、出口情况和财务状况。内容主要包括：产业名称、企业数量、龙头企业情况、出口企业情况、产品内外销情况、国内外市场占有情况、品牌建设情况、产业优势、研究开发能力、自主品牌、国际商标注册、国际认证、自主知识产权、参与国内外标准制定、行业协会等情况；
（三）出口基地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实施内容；
（四）所在地政府已经出台的相关产业扶持政策；
（五）出口基地主要企业的生产和出口规模、技术水平及其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地位等相关情况说明；
（六）出口基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七）出口及产值规模的证明材料；
（八）出口基地所在当地政府建立出口基地建设领导小组的相关文件，具体承办和联络单位情况；
（九）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省商务厅会同相关部门对出口基地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需要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结果在省商务厅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根据公示反馈意见作出审核意见，对符合出口基地认定标准由省商务厅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产业类别授予“浙江省出口基地”称号，并予以公布、授牌；对不符合出口基地标准的单位不予认定，并说明理由。

第五章 考核与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省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对已认定的出口基地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每三年进行调整，对考核优秀、发展良好的出口基地加强宣传，并加大支持力度；对两年以上考核不合格的予以通报批评，并限期半年内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予以取消出口基地称号。
第十五条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出口基地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制定及落实情况。主要指基地已编制专项发展规划，制定并实施的配套政策；
（二）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服务情况。主要指基地内已认定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实施情况、已提供服务情况，服务能力、服务成效等内容；
（三）出口基地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指基地特色产业销售情况，在同行业中所处地位，龙头企业发展状况，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四）出口基地国际化发展情况。主要指基地特色产业进出口、开展国际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成效；
（五）出口基地组织管理情况。主要指基地组织机构、日常管理、信息报送等情况。
（六）出口基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情况。主要指基地发展特色产业的研发投入，建立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取得国内外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及品牌建设方面的情况。
省商务厅将在考核前通知各出口基地报送有关材料，必要时进行实地考核。
第十六条 对已认定的出口基地，如弄虚作假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予以摘牌，并在三年内取消所在地申报省级出口基地的资格。
第十七条 已认定的出口基地，将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商务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8月22日施行，原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印发<浙江省机电产品出口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浙外经贸联发〔2009〕11号）同时废止。



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关于法官守法、释法、理解法再答法盲人

龙城飞将


　　近日，我与法盲人展开了关于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如何解释法律、遵守法律的讨论，讨论是由炒冷饭，即对许霆案件的讨论引发的 。我的主要观点是：一、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法律被解释实属无奈之举。二、刑事司法活动中一定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法官不能自己创造刑事法律，他只能遵从法律。三、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四、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权与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在中国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六、法治不能沦落为口治，法官和学者不能任意解释刑事法律。七、法律的原则大于规范，具体的规范应当服从原则。
　　关于我提出的“大陆法系的法官不能解释法律，只能服从法律”这一论点法盲人有自己看法。同时，他又将“法官解释”这个词换成“理解”一词。也就是，将“法官解释法律”改为“法官理解法律”。接下来，他就我的观点提出一引动看法，现在我逐项讨论法盲人的观点。简言之，我的核心观点是，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哲学不能代替现实。

一、 法律不必然被解释

　　法盲人提出，“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并提出其相应的理由。
　　现在，笔者对这个观点进行分析：
　　首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是与法律完全吻合的”，是一个不能命题。从总体上来说，法律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实的，而是针对一类现象。一般情况下，一个法律规则的产生总是经过多个环节：出现新情况——出现立法动议——立法机关通过。某种规则一旦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则，就会涵盖它所指向的一类现象。对溺水的儿子不予施救是否为杀人，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表面上相似的案例可能会有不同的定性。若怀疑父亲是借溺水杀害自己的儿子，那要由公安机关对此事从动机到行为进行侦查，比如是不是父子因为某种原因结了仇，是不是父亲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等。若是父亲自己不会水，喊人前来求助时间不够使得溺水的儿子离世，他连悲痛还来不及，你还要怀疑他借机杀自己的孩子？况且，这种案例也不是法官释法或理解法的问题，而是法官需要查明的事实。
　　其次，关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是严格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分开过程，而是结合着进行的”。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官的自由心证是指法官经过对控辩双方的主张与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印证，内心确信案件的真实事实是怎样的。而自由裁量则是在案件的事实确定，找到合适的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之后决定刑罚的轻重时根据罪犯应从轻或从重的情节在法定的量刑幅度范围内决定其刑罚的轻重。可以说这是法官从事诉讼活动两个不同的阶段，自由心证在先，自由裁量在后，不可混淆，亦没有可能结合着进行。
　　再次，关于“法官的目光应该是往来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法官不能按照先查明了事实，然后来套用适用哪条的简单程式处理案件”。法盲人认为，“法官是在头脑中形成一种事实与法律交替的现象。法官要通过法律来剥离那些不重要的事实，那些不为法律规制的事实。因此，他就必须在案件开始时就有法律的映像，然后在判决作出时，事实也被剥离得与法律相符状态”。这又是混淆了法官所进行的刑事诉讼过程。法官首要做的事应当是查明事实真相，在查证过程中不可能一会证据、一会嫌疑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这样来回游离，那是公安机关应当做的事。无论法官有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多么丰富的审判经验，他也必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查明事实真相。
　　最后，关于“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是法律必然是混沌不清的，正因为如此，法律才必然被解释。但实际上，法律从其本意来说，必然应当是清晰的，可执行的。对这样的法律，不存在被解释的问题。不清晰，不可操作的不是法律，只能是一种粗略的原则。比如《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的规定都是十分清晰的，往往人们不清楚的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是故意还是过失难以区分，但这是对事实的认定问题，不是对法律的解释问题。比如邓玉娇被认定为犯故意伤害罪，这不是法官在解释法律，也不是法官在理解法律，而是法官在认定一个事实。但遗憾的是，他们认定的这个事实上错误的，邓玉娇的刑事判决书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当然，并不排斥有些法律由于在立法过程中有太多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只提出一些原则性框架。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规定不清楚的地方，仍然依据法律更高的规定，即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命关天，不能任意解释，不能任意理解，法律的文字规定已经十分清楚；不能为了给一个人定罪而任意地歪曲事实。
实际上，法盲人自己提出的理由并没有从逻辑上支持他的观点。

二、 中国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解释法律

　　法盲人指出，“中国法官不能造法并不代表法官不能理解法律”。我同意他的这个观点，而且，我还要加强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这样表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中国的法官不能造法，但他必须理解法。他理解法一定要按照法的本意去理解，不能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作出一种判决而诡称自己是在进行法律的解释。当我们否认了他有解释法律的权力时他又辩称自己在理解法。实际上，刑事法律的规定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对规定不明确的条文，有一个更多的原则在总则部分管控着它们。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事实不清或法律适用不明时应当有利于被告。
　　不但如此，在刑事诉讼阶段，检察官、被告都是在理解法、都必须执行法。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强行判决有罪，实际上此时的法官就不是在理解法，而是在违背法律的规定。
　　法盲人指出，“法官解释法律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官解释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体现在了法律判决中。判决不是法律，在于它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它只有个别的约束力”。
　　看来，法盲人在内心里还是没有把“法官释法”与“法官理解法”区分开来，现在在他的笔下这两者又成了同义语。我们接着来分析。
　　如果从程序的角度看，这样的观点是对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即使法官判决是错误的，若经过两审也是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判决，此时必须执行。若有冤屈，只有启动再审程序。但对被告人来这是非常漫长的道路，对多数被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说，法官的判决若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法官进行了这样的司法活动就是违法的。
　　法盲人还指出，“法官有审判权，他就必然有理解法律的权力”。刚才我已经指出，法盲人的“法官理解法律”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或者可以说“法官是在个案中解释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法官认为在这样案例中法律是什么样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同样的案例，换一个法官，他作出了另外的理解，岂不是同一个法律被法官“理解”或“解释”得乱七八糟？ 如果另外的法官参考了这个法官的判决，岂不是这个法官的判决有了普遍的约束力，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立法？在深圳曾有这样的事，同样是停在车场的汽车被盗，有的案例中法官判决停车场负有赔偿责任，理由是保管；有的却判决不负赔偿责任，理由是出租车位，没有保管责任，停车场的告示上早已写清楚了。
　　我认为，理解法律，是法官、检察官、被告等诉讼参与人的义务，不是权力。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法律。而且，执行法律不能偏离法律，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自行一套，名之曰“理解”或“解释”法律，实则是违背法律。

三、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严格执行法律

　　法盲人认为，“严格限制法官理解法律的权力，也是不恰当的。法官的解释不是都为任意的解释。法官应该依据公意或是说立法的精神来理解法律”。
　　问题是，如第二节所言，在具体案例中，法官的判决一旦生效，就产生约束力，谁能保证法官所解释的法律就是遵从了公意。经过立法机构产生的法律还经常为利益集团左右而侵犯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谁能保证法官个人所解释的法律不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甚至他本人的利益在其中呢？
　　以许霆案件为例，法官判决书的观点是许霆犯了盗窃罪。但是，法官的这个判决至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一、逻辑问题：若判决许霆盗窃罪成立，盗窃金融机构罪就应当成立，原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但判决盗窃罪成立又抽象掉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内容，是给法官出主意的法学家们自相矛盾。二、违反了公意。关于许霆的行为是否盗窃，网上曾做过调查，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不是盗窃，应当是不当得利的民事行为。若经催收仍不还款才能认为定侵占罪，但实际的情况是法官根本没有顾及公意。所以曾有人说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是司法被强奸，但我觉得实际上却是个别人持有的司法强奸了公意。它的论点经过论证，恰好是不被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所以我一再说，这是口治代替了法治。
　　法盲人指出，“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许多案件都不能作出判决了或是不能得出有罪的结论……某些案件从法律字面上看不构成犯罪，但是实质上严重侵犯了法益（我国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样的观点存在极大的危害性。首先是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定罪，是定罪的人违反了法律。其次是有的案例会违反民意，比如许霆和梁丽案件。我一再指出，若这种行为确实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启动立法程序，新的立法有了相应的规定后，再发生完全相同的案件才有定罪的法律依据。否则就是我一再指出的不据法司法。不能因为某种行为有社会危害性但法无明文规定就由法官直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解释定罪。

四、 严格依照法律判决利大于弊

　　法盲人指出，如果依据字面法律判决无罪，人民认识到司法不公，法律权威荡然无存。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对许霆案进行有罪判决，对梁丽企图以有罪起诉为什么引起公愤，就是由于人民对于这种违法的司法行为不满，认为公法不公。司法的权威来源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任意解释法律，不是来源于不据法司法。
　　法盲人的观点是，人民意识到当初自己制定的法律不够详尽，因而多次修改法律，尽量将法律规定越详细越好。而这又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侵害了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朝令夕改，严重损害人民自己的利益，无法预测法律之意。二是，法律再详尽，但是也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步骤。
　　法盲人显然是把法哲学的语言抄到了刑法学中。当发现新犯罪类型，把它写入刑法，不是朝令夕改，是完善法律。这种工作是任何社会的刑法都必须做的。比较一下我国79刑法和97刑法，就会发现出现许多新的罪名，就是由于形势变化了，出现一些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立法机关把它们定义为犯罪。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人民无法预测法律。换句话说，法律没有规定而要强行定罪，就是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则是无罪推定，严格执行法律的表现。

2009-12-29凌晨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