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联合公报

　　2005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例行会议。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艾哈迈托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库洛夫、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弗拉德科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基洛夫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副总理苏丹诺夫出席会议。
　　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辛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副总统达乌迪、蒙古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阿齐兹作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代表首次与会。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主任卡西莫夫也出席了会议。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会见了与会各国代表团团长。
　　根据2005年7月5日本组织阿斯塔纳元首会议确定的任务，总理们在建设性和务实气氛中审议了在维护稳定、经贸、科技、人文及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区域合作的广泛问题。
　　总理们指出，上次会议结束一年来，本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取得了新进展，本组织国际声望提高，国际社会对本组织的兴趣上升，提出了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具体措施。
　　总理们商定将在互利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加大发展经贸合作和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力度。总理们批准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实施机制将为完成在该领域提出的任务奠定重要基础。认为本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应根据2005年2月19日比什凯克经贸部长会议及相关工作组就能源、交通、电信、科技、农业领域示范项目及进一步加强本组织成员国合作法律法规基础提出的建议，切实执行措施计划。责成各成员国经贸高官会及本组织秘书处协调该工作，将成果报告2006年本组织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下次会议。
　　总理们强调开展油气开发和建设油气管道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在信息与通信高技术领域开展合作的必要性，责成经贸部长会议，在成员国有关部委及本组织秘书处参与下，研究尽快建立燃料—能源综合体和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专业工作组问题。
　　总理们指出，海关合作已取得显著进展，应加快协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关于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草案，并在下次总理会议前签署。
　　总理们对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间合作（联合体）协议》表示满意，指出本组织成员国的实业界和金融界有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落实中亚地区的大型联合投资项目。
　　总理们对加快为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予以特别关注。为配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总理们支持2006年举行工商企业家论坛及工商展览会的倡议。
总理们认为，应加快商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建立程序和运作规则，并于2006年第一季度完成该工作。
　　总理们认为，2005年11月由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亚太经社会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西安举行欧亚经济论坛的倡议是适时和有益的。
总理们重申就开展交通领域合作、提高和加强本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会议作用和效能、制定协商一致的过境运输政策及建立国际交通走廊继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总理们指出，应加快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政府间协定的协商和签署工作，责成参与制定协定草案的部门及本组织秘书处加快上述问题的谈判进程。
　　总理们商定，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利用中方贷款的联合投资项目的协调工作，由经贸部长会议及本组织秘书处负责。
　　总理们相信，首次环保部长级会议将为在这一重要领域内开展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总理们对本组织成员国继续加强在人文领域的合作表示支持。为此，总理们强调2005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举行的文化部长会议及第一届六国文化艺术节具有积极意义。部长们关于建立文化合作专家工作组的决定，为落实本组织成员国2005至2006年多边文化合作计划，以及在本组织框架内积极利用各国丰富和独特的文化潜力，包括2006年举行本组织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理们认为，启动六国教育领域合作是及时的，认为2006年上半年举行本组织成员国第一次教育部长会议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是适宜的。
　　总理们欢迎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救灾互助协定》，相信在这一对成员国和整个地区极为迫切的领域开展合作将会取得实质成果。
　　总理们审议了一系列与本组织财政保障有关的问题，批准了2006年本组织预算。
　　总理们商定下次本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会议将于2006年下半年在杜尚别举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　　　艾哈迈托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　　　　库洛夫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弗拉德科夫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　　　阿基洛夫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副总理　苏丹诺夫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于莫斯科

打工崽，法律为你撑腰
——析一宗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

倪学伟

[案情]
原告罗代西，男，56岁，农民，贵州省晴隆县人。
原告岑志芬（罗代西之妻），女，56岁，农民，贵州省晴隆县人。
被告刘敏，男，31岁，农民，广西博白县人。
被告刘敏系“合浦22365”、“合浦2297”号捕捞船船主。1998年2月，被告取得了广西水产局渔政处签发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准其于大风江以东广西沿岸一带渔场潜捕贝类。2000年初，原告之子罗如金受雇到被告船上进行水下采螺，双方口头约定：按所采螺的卖价5:5分成，最初所采的螺须留够2000元作押金后，才能支取工资，且在工作满2年后，才能取走押金。3月22日下午，罗如金与罗情、卢金贵等7人随船在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海面潜水采螺，船上人员卢金贵等发现离船约30米处有一人（罗如金）浮出海面，头部沉入水里卧伏于海面，即划木排将其救到船上进行人工呼吸，但罗已溺水死亡。3月25日，原告和罗如辉（罗如金之兄）等到合浦县处理死者后事，被告曾给原告100元生活费及2000元丧葬费押金收据。4月5日，被告与罗如辉达成“关于罗如金意外溺水死亡事故的处理协议书”，内容为：1、罗如金溺水死亡属意外事故，责任与被告无关；2、被告一次性向死者家属补差旅费、安家费等7000元，死者火葬费由被告支付；3、双方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尔后，罗如辉收到被告支付的7000元现金。但此前（3月25日）原告已向北海市天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葛金锋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向法院起诉索赔。4月10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向北海海事法院递交起诉状，代理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丧葬费1500元，死亡补偿费318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056元，交通、伙食费3000元，共计49916元；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对此，被告辩称，其与水下采螺人员按5:5分享收益，与死者系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庭审时承认：罗如金采螺是由他老乡教的，在船上学了2、3天就下水了。在采螺作业前，被告未就可能发生的事件制定预防措施和抢救方案，亦未责成专人对作业人员监护和抢救。
诉讼中，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北海海事法院于2000年5月9日依法扣押了被告所有的“合浦22365”、“合浦2297”号捕捞船，并指定被告看管，每船每日看船费70元。因被告于指定期限拒不提供担保，且该船不宜继续扣押，经原告申请，本院于6月6日依法裁定将上述船舶予以变卖。6月12日，本院责令被告将船舶移交法院，但被告拒不移交。经查，上述船舶已不在原来扣押码头。本院遂于7月4日对被告位于广西博白县龙潭镇的一座房屋予以查封。7月19日，被告交纳1万元担保金，本院于同日依法裁定对被告船舶不予变卖，但继续扣押；扣押期间由被告看管、使用。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属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被告与罗如金虽无书面合同，但依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充分证据，足以确认系水下采螺作业雇佣劳务合同关系。被告以雇主身份对罗如金进行管理，罗除按采螺收获物的50%计为工资外，不存在对采螺及被告经营活动赢利共享、亏损共担、风险共负的权利义务约定，即显然不具有合伙经营之法律特征。被告辩称系“合作”、“合伙”关系，却不能提供符合其抗辩理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身为雇主，未对受雇人进行严格岗前培训、必要健康检查，亦未制定严密防范措施，却贸然指令受雇人为高风险潜水捕捞作业，这明显是漠视受雇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由此造成罗如金溺水身亡，被告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原被告达成的“关于罗如金溺水死亡事故的处理协议书”，严重损害了罗如金亲属之合法权益，违反宪法、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属显失公平行为，原告对该协议不予承认，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对本案赔偿标准，可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广西区劳动厅、统计局桂政劳险字（2000）17号《关于公布1999年全区职工年均工资的通知》等进行赔付。罗如金丧葬补助金按广西199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个月的标准计付(521元×6个月)为3126元；罗生前系原告罗代西、岑志芬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子女之一(另有一子一女为共同赡养人)，故原告2人各按广西1999年月平均工资10%享有被告赔偿10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计12504元；一次性工亡补助亦按月平均工资521元计取48个月，金额为25008元。上述费用共40638元，扣除已付原告9100元，被告应赔偿31538元。原告诉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本院指定被告看管被扣押船舶，同时责令其提供担保，被告不仅未按时提供担保，反而将船舶从原扣押码头转移。在法院责令其移交船舶时，拒不移交，其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法院将对其另行处罚。被告系本案民事责任承担者，故看船费用亦应由其负担。
北海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刘敏赔偿原告罗代西、岑志芬死者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153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
2、财产保全费2000元，由被告刘敏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本院；看船费4760元，由被告自行负担；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16元，由原告罗代西、岑志芬负担4356元，减半收取2178元；被告刘敏负担1160元。
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我与罗如金并非雇佣劳动关系，而是帮工合作关系；我对罗如金之死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之规定计算赔偿标准错误。我已与被上诉人达成经济补偿协议，应予认定。另外，财产保全费、看船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广西区高级法院经审理后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并认为：上诉人与罗如金之间是雇佣关系，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对罗如金在工作期间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即应支付丧葬费、伤亡补助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费等。至于赔偿标准，因我国在这方面无明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参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广西区劳动厅、统计局的有关规定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令看船费由上诉人负担是正确的。广西区高级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0年11月2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被告刘敏与被害人罗如金的关系是雇佣劳务合同关系
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一、二审中都始终不渝地辩解：刘敏与罗如金的关系是“合伙”关系，理由是挖螺所得双方约定5:5分成，因而存在一个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的事实，故在人身伤亡的处理上，被害人亦应承担一定的损害责任。这一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根据上述两法的有关规定，在合伙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以下的权利义务：第一，权利方面：各合伙人具有合伙事务的经营执行权，即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事务；合伙的重大事务须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权对合伙经营的各种情况行使监督检查权；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由合伙人共有，即各合伙人享有盈余分配权。第二，义务方面，合伙人实际缴付出资，出资的方式可以是资金、技术、实物、劳务、知识产权等；承担合伙事务，分担合伙亏损；保护合伙财产；竞业禁止。本案中，被害人罗如金并没有享受上述权利，亦未承担上述义务，故被告刘敏与罗如金之间不是合伙关系。
被告刘敏与罗如金的关系应是雇佣劳务合同关系，理由是：第一，罗如金只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除提供劳务外，别无长物；第二，罗如金并不承担采螺所需生产工具的投资，对采螺的盈利和亏损都不承担责任，而仅是领取固定比例的工资；第三，罗如金对采螺事务不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只能服从雇主的管理；第四，双方所约定固定的5:5分成，并不意味着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相反，它只是一种与劳动成果挂钩的分配形式，是雇佣劳务合同中对报酬的一种约定形式，体现的是按劳分配原则。
我国在起草合同法草案时，曾将雇佣合同纳入合同法调整，后因故取消。尽管早期的民法典即对雇佣合同关系进行了调整，但以中国现有的法律看，雇佣劳务合同关系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共同调整更为妥当。
2、驳回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判决只具有暂时的合理性，未体现法律的发展趋势
中国一度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认为精神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衡量。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生效施行，其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被认为开了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先河，但精神损害赔偿也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及相应的法人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权利受到侵害，则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至二审判决为止，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都不承认生命权受到损害可以获得精神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一、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是正确的。
但是，人死不可复生，人死后给其亲人带来的精神痛苦无疑是巨大的，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都不可能大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什么法律不平等保护却要厚彼薄此呢？由此形成的怪圈是：丽人因其玉照辉映九州的“痛苦”获赔数十万元，而因他人侵权失去至亲至爱的家属却无法获得分文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不是司法不公的产物，这乃是立法不公的怪异结果。最高法院于2001年2月26日通过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而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予以支持。这一正本清源的规定，可以说是我国人权保护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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