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市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条例

（2006年8月23日汕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8日广东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维护供用电秩序和电力运行安全，保障供电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窃电行为的预防和查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窃电行为包括：
（一）在供电企业或者其他人的供电、用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的；
（二）绕越法定的用电计量装置用电的；
（三）伪造或者开启法定的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加封的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的；
（四）故意损坏法定的用电计量装置用电的；
（五）故意使法定的用电计量装置计量不准或者失效用电的；
（六）安装窃电装置用电的；
（七）采用其他方法窃电的。
第四条 预防和查处窃电工作应当实行综合治理、预防为主、防范与查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预防和查处窃电工作，督促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窃电行为。
市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的监督管理；区（县）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辖区内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的监督管理。
各级公安、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依法维护供用电秩序，制止和查处窃电行为。
第六条 供电企业在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具体承担本供电营业区内预防窃电和用电检查工作，负责向窃电用户追缴窃电电费及违约使用电费，并配合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查处窃电案件。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窃电，不得教唆、指使、胁迫或者协助他人窃电，不得生产、销售或者向他人提供窃电装置，不得伪造用电计量装置封印和销售伪造用电计量装置封印。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制止和检举窃电行为。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举报窃电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密，对为预防和查处窃电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物质奖励。

第二章 窃电的预防

第九条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供用电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十条 供电企业应当加强防范窃电技术的研究开发，采用和推广先进的防范窃电的技术和装备，提高预防窃电能力。
第十一条 供电企业安装和使用的用电计量装置，应当经过法定的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认可并加封。
供电企业应当对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进行不定期检查，并按照规定的周期进行校验、轮换。
第十二条 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损坏、丢失或者发生故障的，用户应当及时告知供电企业。供电企业应当及时处理。
第十三条 用户自主设计、施工、安装和运行管理的用电装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

第三章　用电检查和窃电行为查处

第十四条 供电企业应当依法配备用电检查人员，并报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用电检查人员应当熟悉与供用电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供用电管理制度，并依法取得用电检查资格。
用电检查人员进入用户的用电现场执行用电检查任务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用电检查证》。
第十五条 用电检查人员现场检查发现用户有窃电嫌疑的，应当制止和保护现场,向涉嫌窃电的用户开具《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并可以采用录像、摄影、现场封存涉嫌窃电装置等手段收集有关证据材料。
第十六条 窃电用户应当补缴窃电电费和违约使用电费。拒绝补缴的，供电企业应当报请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窃电数额巨大、造成人身伤害或者他人财产损失和社会危害的，供电企业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十七条 用户对供电企业用电检查结果或者窃电量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日内向供电企业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向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用电计量装置仲裁检定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供电企业用电检查结果或者窃电量认定结果。
第十八条 在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不影响其他用户正常用电的前提下，用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供电企业在通知用户后，可以中断供电：
（一）经用电检查人员制止仍不停止窃电行为的；
（二）窃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拒绝确认的；
（三）拒绝或者逾期不补缴窃电电费及违约使用电费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可以中断供电的。
用户对供电企业以窃电为由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受理投诉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三日内依法进行协调、处理。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供电企业应当立即恢复供电，最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一）被中断供电的用户停止窃电行为并承担相应责任的；
（二）被中断供电的用户依法提供担保的；
（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作出恢复供电决定的。
供电企业由于供电设备的原因不能按照前款规定的时间恢复供电的，应当向用户说明情况，并同时告知恢复供电时间。
第二十条　用户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窃电行为侵害的，可以向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向公安部门报案；发电企业认为被窃电的，可以向公安部门报案。接受投诉或报案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一条 窃电量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一）擅自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或者他人的用电设施上接线用电的，按照私接设备的额定容量（千伏安视同千瓦）乘以窃电时间计算。
（二）采用其他方式窃电的，按照计费电能表标定的电流值（对装有限流器的，按限流器整定电流值）所指的容量乘以窃电时间计算。其中，对于计量装置有倍率的，还应当乘以相应的倍率。
窃电时间按照窃电日数乘以日窃电时间计算确定。
窃电时间无法查明的，窃电日数至少以一百八十日计算，但最多不超过三百六十五日。生产经营用户日窃电时间至少按十二小时计算，其他用户日窃电时间按六小时计算。
第二十二条 窃电电费按照窃电量乘以当时目录电价计算。违约使用电费以窃电电费的一至三倍计算。

第四章 用电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的电力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公正廉洁，秉公执法，熟悉电力法律、法规，掌握有关电力专业技术。
第二十四条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向供电企业或者用户了解有关执行电力法律、法规的情况，查阅有关资料，有权进入用电现场进行检查，对窃电行为进行调查、取证。
供电企业和用户对执行监督检查任务的电力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提供方便。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
第二十五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有下列窃电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并指派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调查处理：
(一)用户或群众举报的；
(二)供电企业提请处理的；
(三)本部门工作人员检查发现的；
(四)上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
(五)其他部门移送的。
第二十六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窃电案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盗窃电能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补缴窃电电费，没收窃电装置，并处应交窃电电费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生产窃电装置、伪造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销售窃电装置、销售伪造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教唆、指使、胁迫或者协助他人窃电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窃电装置和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供电企业对用户的窃电行为认定错误的，应当向用户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并赔偿因错误行为给用户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十条 窃电造成供电设施损坏、停电事故或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窃电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受理投诉或者不及时处理投诉的；
（二）对窃电行为不制止或者故意拖延查处的；
（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财物、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
（四）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三条 供电企业及用电检查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用户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共犯过限的司法认定
赵丰琳　史宝伦

　　所谓共犯过限，又称实行过限，是指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某种超出共同谋议的犯罪范围的行为。共犯过限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犯罪行为；第二，这种行为发生在共同谋议之罪的实施过程当中；第三，这种行为是由实施犯实施的，其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第四，这种行为超出了共同谋议范围。可见，共犯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而发生的，同时又与共同犯罪有着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体现为刑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的特殊性上。由于共犯过限是由实行犯在实施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在主观上没有罪过，因此，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承担，而其他共犯只承担谋议之罪的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的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忽略共犯过限的界限，不加分析地将实践中出现的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与共同谋议之罪有着某种差异的行为一概认定为共犯过限的作法是错误的，它会导致刑事责任的错误认定，危害极大。因为如果我们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对这种行为进行认真分析，不难发现以下情形：
　　其一，这种行为虽然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实行犯实施而其他实行犯并不明知(这种“明知”包括事后认可)，但该行为并不违背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如组织犯、教唆犯等的主观意志；其二，这种行为虽然与共同谋议之罪有所差异但并不都是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例如，当共同谋议内容不太明确时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就特别需要仔细推敲。上列情况下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的主观罪过。可见，并不是与共同谋议之罪相伴发生所有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简单地将这种行为都排除在共同谋议范围之外，进而一概否认其他共犯刑事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找出这种行为与各共犯之间、与共同谋议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做出正确处理。
　　我国刑法没有对共犯过限及其刑事责任做出明文规定，但刑法关于犯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等的有关规定为我们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特别是主观罪过与刑事处罚之间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同一般刑事犯罪一样，共同犯罪中各共犯对一种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样要以其主观上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为前提，如果我们有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是明知的而且积极追求或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他们对这种行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实行犯实行的行为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下，以及在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超出共同谋议范围比较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对于其他共犯而言，应以该行为是否违背其他共犯主观意志为标准来确定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对于那些不违背其主观意志的共犯，这种行为不属于共犯过限，他们应当同该实行犯一起对这种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对各共犯的主观意志逐一进行认真分析，确定其主观状态，是认定共犯过限与否的根本途径。
　　由于共犯的主观意志一般是通过共同谋议的内容体现出来的，同时，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身份、地位不同会导致其主观意志对整个共同犯罪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对共犯主观意志的分析，应从共同谋议的内容以及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两方面入手，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首先，要考察共同谋议的内容的明确性。如果共同谋议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而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对象、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那么，凡发生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例如实施了与共同谋议性质不同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范围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程度的行为等都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但如果共同谋议内容并不明确具体，而是很概括，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体现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等，实行犯的行为只要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范围，都应视为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存在共犯过限问题，按照一般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即可。
　　其次，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考察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表现。
一、对于共同实行犯
　　实行犯是共同犯罪具体行为实施者，他们有着共同的犯罪意图，并且通过各自的行为将犯罪意图付诸实现。实行犯在主观故意上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对自己及其他共犯的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的联系性，这是确定实行犯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在共同犯罪中出现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其他行为时，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其他实行犯自始至终不知道，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没有罪过，则该行为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其他共犯只对共同谋议之罪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在场，其在客观上表现为作为——即积极参与或予以协助，或不作为——即不予制止、袖手旁观，从而对实行犯产生精神支持或鼓励，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压力或恐惧，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处于积极追求或放任的状态，这种行为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属于共犯过限，凡参与实施的实行犯都应承担刑事责任1；
　　第三，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不在场，但事后对这种行为予以认可，如大加称赞、参与分赃等，说明这种行为并不违背他们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应与该实行犯一起承担责任。
二、对于组织犯
　　组织犯在犯罪集团或其他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他们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肇事者、行为的策划者，是共同犯罪的核心，对整个共同犯罪活动起着支配、制约作用。我国刑法第26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了对组织犯的一般处罚原则，即“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首先，由于比较明确的分工是这种共同犯罪的特点，组织犯有时并不具有实行犯的身份，因此，是否亲自实施犯罪不是确定共犯过限的标准，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由组织犯所组织、策划的，这种行为就是组织犯主观意志的体现，他们对这种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由于比较明确的目的、比较周密的计划是集团犯罪的特点，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一般具有较明确的内容指向，而这些都是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组织犯)决定的，因此，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首要分子制定、组织的犯罪计划的组成部分，是为实现整个犯罪计划所必须的，不论行为的性质、危害的范围及程度，都不违背首要分子的主观意志，首要分子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一般不宜从中划定共犯过限；只有在首要分子对所组织的犯罪行为有很明确的要求，特别是有明令禁止性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明显违背这种要求时才构成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实行犯独自承担，首要分子对此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对于不具备上述特点的其他共同犯罪要特别注意在共同谋议的内容不太明确时共犯过限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的内容、范围，不是明显违背组织犯的主观意志以及当组织犯对实行犯实行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事后予以认可时都不属于共犯过限，组织犯应与实行犯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三、对于教唆犯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中犯罪意图的制造者、灌输者，同时他们不直接实施犯罪而是假他人之手实现其犯罪意图，在共同犯罪中扮演幕后策划者的角色。我国刑法第29条第一款规定了对教唆犯一般处罚原则，即“教唆他人犯罪的，应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教唆内容密不可分，其犯罪意图又是通过教唆内容具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教唆内容的研究是对这类共同犯罪进行研究的关结点。
　　在教唆犯比较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进行教唆时，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教唆内容以外的其他性质的行为，这种行为即超出教唆范围，教唆犯对此没有主观故意，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如果被教唆人只是实施了教唆之罪，还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在教唆犯只是概括地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只要被教唆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不论其范围大小、程度轻重，都不违背教唆犯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
　　第二，在教唆犯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如果被教唆人的行为超出教唆范围，即与教唆犯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属于共犯过限，教唆犯对这种行为没有主观故意，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教唆犯只对属于其教唆范围内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在教唆犯的教唆内容不太明确或毫不明确时，即概然性教唆情况下，只要由于教唆犯的教唆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并予以实施，则不违背教唆犯主观意志，都应视为教唆犯教唆的结果，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2。
四、对于帮助犯
　　帮助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他们没有直接参加犯罪的实施，但为实行犯的行为创造便利条件。由于帮助犯是在其他共犯的犯意已经产生之后而为其他共犯实现这种犯意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如提供犯罪工具、犯罪信息等，因此，帮助犯对其他共犯提供帮助时，在主观上对被帮助人的犯罪意图及其本人的帮助后果是明知的，这就决定了帮助犯的行为是有明确指向的。所以，在共同犯罪中如果实行犯实施了帮助犯意图以外的其他性质的犯罪，或实施了超出帮助犯所意图侵害的对象、危害的程序的犯罪，则违背帮助犯的主观意志，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实行犯承担，而不论实行犯是否利用了帮助犯提供的帮助3。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有从不同角度认真分析各共犯对共同犯罪中有关行为的主观意志状态，才能正确认定共犯过限及相应的刑事责任，做到罚当其罪、不枉不纵，保证司法公正。
　　
　　注：
　　1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3—504页。
　　2参见吴振兴《论教唆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3参见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996年版，第766页、第781—782页。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