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266号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预防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依照《条例》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职责，协调、处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下同）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等组织应当配合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依法查处烟花爆竹生产和经营等活动中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依法查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燃放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组织销毁、处置没收的烟花爆竹和生产经营单位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出入境检验检疫、教育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企业和焰火晚会、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责，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和监督检查。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有关烟花爆竹监督管理部门举报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接到举报的单位应当对举报事项进行登记、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回复举报人。接到举报的单位应当对举报人予以保密。
　　第八条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和运输企业以及焰火晚会、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燃放作业单位，应当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岗位技术培训和安全与法制教育。
　　村（居）民委员会、中小学校等组织和单位应当加强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公益性宣传工作。
　　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作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九条鼓励、支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采用提高安全程度和提升行业整体水平的新工艺、新配方和新技术；鼓励、支持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开发安全、环保的烟花爆竹替代产品。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根据产业发展规划需要转产转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扶持。
　　第二章生产安全
　　第十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生产活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进行技术改造或者新建、改建、扩建烟花爆竹生产场所的，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办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需要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个月前提出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十一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从事药物混合等危险工序的作业人员，必须经设区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第十二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加强对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原材料及其半成品和成品的安全管理，建立购买、领用、销售登记制度。发现丢失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含有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危险物品的烟花爆竹半成品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再加工；
　　（二）购买烟花爆竹带药半成品进行再加工；
　　（三）将烟花爆竹生产作业流程中的危险工序以承包、租赁、联营等方式分散、转移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加工。
　　第十四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烟花爆竹生产区域、成品和原材料仓库以及燃放试验场地设置安全保护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在烟花爆竹的包装物上印制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警示标志。
　　第三章经营安全
　　第十五条烟花爆竹批发和零售的经营网点，按照总量控制、保障安全、合理布局的原则布设。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网点的布设，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点的布设，由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征求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应当与加油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最近距离不得少于100米；与车站、码头、商品交易市场、学校、幼儿园、老年活动室、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场所的安全距离，不得少于50米。国家对安全距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烟花爆竹零售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专柜应当相对独立，并与其他柜台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保持通道畅通。
　　烟花爆竹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数量，由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存放场所的面积以及安全条件，在《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上载明，具体标准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不得违反《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载明的烟花爆炸种类和限制存放数量的规定存放烟花爆竹。
　　第十七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申请取得的《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申请取得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2年，具体期限由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需要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禁止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假冒、伪造、变造《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第十八条生产或者经营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企业，不得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不得向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配送或者销售烟花爆竹。
　　第十九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烟花爆竹配送能力；配送车辆应当是封闭的厢式货车，并标明安全警示标志。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销售的烟花爆竹，应当由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统一配送。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不再经营的，未销售的烟花爆竹由配送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负责收回。
　　第二十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严把烟花爆竹进货质量关，并在核准的地点经营，不得供应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以及质量不合格的烟花爆竹；不得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对供应、销售的烟花爆竹产品质量负责；因供应、销售不合格的烟花爆竹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对销售的烟花爆竹包装箱粘贴登记标签、烟花爆竹产品粘贴产品标签，确保生产和销售产品可有效追溯。
　　前款规定的登记标签和产品标签式样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应当使用本省统一的烟花爆竹购销合同文本，并在购销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将购销合同副本报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收到报备的购销合同后，应当予以备案登记。
　　第二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烟花爆竹生产、采购、销售档案，如实记录烟花爆竹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保质期和销售时间、购买单位等内容，并留存2年备查。
　　第四章运输和燃放安全
　　第二十四条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托运人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运达地县（市、区）公安部门申请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经由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烟花爆竹的，依照铁路、水路、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禁止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假冒、伪造、变造《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承运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的规定，按照县（市、区）公安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悬挂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装载烟花爆竹的车厢不得同时搭载其他货物和人员。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飞机、火车、汽车、轨道交通、客轮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邮寄烟花爆竹或者在托运、邮寄的物品中夹带烟花爆竹。
　　第二十六条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五）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
　　（六）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
　　（七）商品交易市场。
　　除前款规定以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规格。
　　第二十七条公安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在《条例》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在警示标志上载明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的地点和时间，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燃放烟花爆竹的警示标志。
　　第二十八条村（居）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等组织，可以通过公约等形式，按照本办法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约定本区域内燃放的烟花爆竹种类、规格和燃放的时间、地点，并做好燃放安全提醒和防范工作。
　　第二十九条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向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烟花爆竹经营者购买，并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存放和燃放。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加强监护。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非专业燃放人员不得燃放。
　　第三十条举办焰火晚会和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按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相应的公安部门申请办理《焰火燃放许可证》；未取得《焰火燃放许可证》的，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和经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等活动的监督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成有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书面记录并签名，存档备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和信息交流，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依法查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实施烟花爆竹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和产品存放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三）查阅和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安全标准和违法生产、经营、存放、运输、燃放的产品。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情况复杂的，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查封、扣押的期限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逾期不作出处理决定的，被查封的物品视为解除查封，被扣押的物品应当立即退还。
　　第三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其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应当依照《条例》规定，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指定安全评价机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指定供货单位。
　　第三十五条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等活动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和资格，独立、公正地开展业务活动，并对出具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违反规定收取费用。
　　第三十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审核烟花爆竹行政许可申请时，应当分别对生产经营场所和焰火燃放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实地勘察，对勘察情况作出书面记录，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第三十七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分类专库储存烟花爆竹，专人专职负责看守，不得在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以外储存烟花爆竹。烟花爆竹储存仓库的设计、布局、结构、安全距离、储存数量、储存方式等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仓库四周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烟花爆竹储存仓库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对没收的烟花爆竹和生产经营单位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以及超过有效期的烟花爆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封存，及时告知公安部门，不得自行组织销毁、处置。公安部门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90日内组织销毁、处置。
　　没收和无主的烟花爆竹，其销毁、处置所需的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生产经营单位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和超过有效期的烟花爆竹，其销毁、处置所需的费用由生产经营单位负担。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法收费或者摊派费用的；
　　（三）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指定安全评价机构或者为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零售经营者指定供货单位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未依法予以处理的;
　　(五)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
　　第四十二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已经建立的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原材料及其半成品和成品的购买、领用、销售登记制度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将含有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危险物品的烟花爆竹半成品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再加工的；
　　（二）购买烟花爆竹带药半成品进行再加工的；
　　（三）将烟花爆竹生产作业流程中的危险工序以承包、租赁、联营等方式分散、转移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加工的。
　　第四十四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存放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租、出借、转让《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别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假冒、伪造、变造《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别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收缴假冒、伪造、变造的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向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配送或者销售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零售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核准的地点以外经营烟花爆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销售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向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第四十八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对销售的烟花爆竹包装箱粘贴登记标签、烟花爆竹产品粘贴产品标签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使用本省统一的烟花爆竹购销合同文本，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将购销合同副本报备案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建立烟花爆竹生产、采购、销售档案或者未按规定留存备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时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燃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种类、规格的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可以对个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破坏、损坏烟花爆竹燃放警示标志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可以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分类专库储存烟花爆竹的；
　　（二）在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以外储存烟花爆竹的；
　　（三）未在烟花爆竹仓库四周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和超过有效期的烟花爆竹自行组织销毁、处置的，由公安部门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兼论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关怀

蔡鸿铭


摘要：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司法制度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近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只有准确、及时把握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的发展契机，牢牢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加强人文关怀，才能从容迎接新形势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独立、完整、科学、成体系的未成年司法制度。而司法制度的完善绝非简单、消极地执行法律，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凸显人文关怀，这也是司法的灵魂和价值理念，在“人权保障”条款写入宪法的今天，显得至为重要。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及相关规律入手，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共性原因，进行理性思考，以求对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未成年法制教育、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并就完善我国未成年司法制度以及在司法中彰显人文关怀提供积极的建议。
关键词：和谐社会，未成年，司法，人文关怀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发达国家长期受此困扰；这一态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日趋显现。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较以前增加许多，涉及多种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我院近年来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过去及成年人犯罪明显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犯罪主体日益低龄化。由于发育年龄的提前和不良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原因，21世纪的前五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80年代提前了2至3岁，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的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同时犯罪主体还表现为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如我院2005年审结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96.72%。
（二）犯罪类型多元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以盗窃为主，犯罪类型单一，而目前已向多元形势发展。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暴力型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日益突出。从我省的统计资料看，未成年人涉及的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类案件犯罪人数分别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42.5%、26.16%、15.8%。
（三）犯罪组织团伙化。未成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占40%以上。有的犯罪团伙甚至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反侦破措施，初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对社会危害极大。
（四）未成年人吸毒现象成倍增长。未成年人吸毒会诱发更多的犯罪，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许多吸毒青少年因毒瘾所驱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断攫取吸毒所需钱财。如在深圳、珠海等地查获的吸毒青少年中约有10%的人有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至少有1/3的人加入勒索团伙，并有不同程度的敲诈勒索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成因
未成年人走向犯罪道路的心理变化是由青少年时期生理、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目前，我国犯罪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有大量论述，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青春期危机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所致。第二种是社会失调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必然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层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第三种是不良环境决定论，认为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感性和冲动性，自控力薄弱，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违法犯罪心理。本文主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
（一）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内在成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联系起来，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体现了过渡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普遍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心理，是一部分未成年人在外界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与内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结合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成因有青春期心理特点、主客观心理矛盾和人格社会化缺陷等。 首先，青春期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难以对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其次，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观意向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客观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未成年人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难免与管教自己的父母、师长发生争执与矛盾。在无力满足自己的需要，求助家庭仍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心理上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最后，未成年人人格社会化存在缺陷。人格社会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严重，反社会的需要和动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数情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外在成因。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家庭、学校与社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构成了未成年人心理形成的外在因素。
1、家庭因素。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家庭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是一个人顺利实现社会化进程的基础和先导。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某些家庭功能的缺失。在一项对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状况调查中发现：未成年罪犯的家庭结构以不美满占多数，单亲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占51.67%。而且，未成年罪犯父母的素质、职业状况也不十分理想。父母亲文化程度低下，父亲中57.1%小学文化程度、8.2%为文盲，而母亲为文盲的有33.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5%；父母亲的职业大部分为农民和工人，属社会低收入阶层。这直接影响未成年罪犯的生活态度、情绪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家庭矛盾性大，即家庭成员间传递情感的方式以表达愤怒、不满，相互指责、贬低为主，导致孩子学会以此方式来解决所有的情绪问题，并以冲动的、攻击的方式表现出来。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是造成孩子行为差异、人格特征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造成未成年罪犯不良心理特征形成的主要心理环境因素。所以，父母的某些错误行为都可能为他们所模仿，以至将来成为罪犯。
2、学校因素。学校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作用仅次于家庭，它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蒙昧状态走向超越之境，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学校能否全面、完整地发挥其作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的有利防线。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完善，社会实际上几乎将青年的生活完全纳入到学校生活的轨道。青年制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学校生活，其总是遵循这样的轨迹，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手段，从产生之日起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无疑功不可没。学校教育是为青年的发展而设定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性设定。 它规定了青年的人生追求目标，同时也影响着青年的人生轨迹。学校如对学生在校受到的挫折缺乏正确的引导，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学习上的失败感所产生的后果，受校纪校规处罚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心理素质低下，教学效果不良所造成的后果等。国外许多调查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是学习上的失败者，由于学习成绩差，甚至受到校方处分，常常会使他们对学校和社会产生抵触和报复心理，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中，社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缺乏，加之某些个人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使得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与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又为他们的畸形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电视各种宣传媒体对暴力的商业宣传，电子游戏、网吧对于暴力的传播与虚拟化，使得未成年人对于暴力、血腥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与痛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给他人造成实际的伤害时，他们的感觉无异于玩一场虚拟游戏。因此社会媒体与公众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与督促的作用，反而变相地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系统
从以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某一环节的失调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本部分拟从法治角度来探索如何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机制，即如何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犯罪学研究表明：成年罪犯的犯罪意识有不少是在未成年时受不良影响而形成的，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与再犯罪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初始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工作十分必要。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行为人也要为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但保护的前提应该贯穿司法实践的始终，不论是审查起诉还是审理判决阶段，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该与成年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加强少年法庭体系建设。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结果使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阻碍了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
（二）实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我国的少年法庭从1984年建立起就一直坚持对被告人案发前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当时主要是法官在开庭前通过到学校、访家庭、去社区（村、居）等形式，对失足少年的家庭情况、受教育情况、交友情况、社区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法庭教育、准确量刑。我们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要实现社会调查“主体社会化、内容公开化、程序规范化”。
所谓“主体社会化”，就是要改变以往调查工作都是由法官完成的做法，而由其他部门或机构完成。这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因为国内的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和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由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等部门来承担，法官不再像现在这样在开庭前过早、过多地出现在法庭之外。
“内容公开化”，就是法庭把社会调查员所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适度公开。即在开庭前向辩护人公开，也向法定代理人公开；在开庭审理时，向未成年被告人公开，让失足少年知道法官掌握的其案发前的表现情况是否正确。开庭后的判决书中，法官也可有选择地把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入其中，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
“程序规范化”就是社会调查报告从制作到被司法机关采用都要经过规范的程序。如调查工作必须是两人进行，调查完毕后应制作成调查报告；开庭审理时调查员必须到庭并向法庭报告该调查报告的内容；法庭要听取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法庭也允许辩方出具类似的材料；等等。
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的力度。
（三）推行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某些应当起诉的案件，本着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考虑到公共利益，体现刑事政策和案件自身条件，对一些特殊群体在一定考验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推出“社会服务令”，这一司法实践的核心即为暂缓起诉。暂缓起诉并不是不起诉，而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停止起诉的程序，暂缓起诉因此并不是一个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决定，当考验期满后，它有可能导致起诉和不起诉两种结果，因此它只是阶段性的处理结果。暂缓起诉制度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机会原则），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从而真正体现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从有效追究犯罪、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及公务角度出发，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
对于已构成犯罪并符合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暂不起诉，设置一定的考察期，让其继续就业或就学，对其进行考察帮教，待考察期满后再根据犯罪事实、情节、悔罪、悔改情况（即结合其在考察期的表现）予以不起诉。使其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中，自觉改正，同时通过有效的社会监督，用宽大的政策，唤醒其感恩心理，培养其做人良知，使其改邪归正，成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此外，暂缓起诉既避免了由于进入监管场所而导致的交叉感染，也遏制了恶性循环的形成，又可以使他们从此慎交朋友，分清是非，做到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并且通过对这部分人的处理，还可以感化其他未成年人，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特殊关心和照顾，从而激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健康成长。此外，法院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和影响较小，主观恶性不深的未成年被告人极可能最终判决免刑或仅处罚金等的刑罚，从诉讼成本角度来说，实行暂缓起诉制度也可以节约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四）实行暂缓判决。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暂缓判决的明文规定。暂缓判决是指少年法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开庭审理，对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确定罪名，暂不判处刑罚，同时设置适当的考察期予以帮教矫治，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或工作，考察期结束后，再结合悔罪表现予以判决的一种审判方法。
笔者认为，虽然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暂缓判决的地位，但其有明显的法律价值以及社会意义。首先，暂缓判决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按照现行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并已经查明事实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理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少年法庭的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少年，开辟了一条矫治犯罪少年的新途径。其次，暂缓判决有利于少年法庭法官正确把握和适用自由刑。对犯罪少年适用自由刑是很严厉的处罚方法。鉴于犯罪少年是特殊的犯罪主体，是属于保护和挽救的对象，对他们使用自由刑要慎之又慎。少年法庭的法官除了要追求刑法的一般目的，即保卫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外，还要积极实现刑法的特定目的，即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消除他们的犯罪意识，保护他们健康成长，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的“双保护原则”的精神。在此，暂缓判决是“寓教于审”的进一步发展，是党和国家对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化。最后，暂缓判决有利于调动未成年被告人改邪归正的主观能动性，变消极地等待判决为积极悔改，发挥家庭、社会在帮助犯罪少年方面的积极性。
（五）实行非刑罚化。当今世界轻刑化已成趋势，长期或者终身的监禁刑以及死刑受到限制或者逐渐被废止，这一趋势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刑罚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一种全新的少年司法理念正在向我们昭示，在现代社会，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根本目标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所谓非刑罚化，是指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后果，而且考虑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事实和矫治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矫治为目的的处理。非刑罚化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而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对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非刑罚化尚不能导致消除刑罚，但是要求淡化刑罚，要求将刑法的惩罚作用限制在震慑犯罪和保护公共安全所必需的范围内。非刑罚化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代替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
非刑罚化使得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以及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在刑法裁量过程中得到进一步重视，使得案件处理更为公平、公正。非刑罚化背景下的未成年刑事审判，不仅在传统刑法理论层面上考察犯罪的主观、客观方面，而且十分重视主体本身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体和主观恶性的不同。而主体、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到犯罪客观方面，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况如强索类抢劫犯罪案件，这类案件外观上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抢劫罪主观客观要件，而实际上这类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轻于一般抢劫。故少年法庭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应十分重视主体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从而处以较轻刑罚，有时甚至突破了刑法条文的字面规定（包括是否定罪、此罪彼罪、犯罪情节以及法律适用等）。由于非刑罚化背景下的审判十分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和主观恶性的因素，不仅是确保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而且使案件的处理更为公平、公正。
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发展更注重整体和谐性，要求我们在面临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不能只顾一点而忽略整体、不能只顾眼前而忽略长远考虑。在预防犯罪以及通过法律体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更要把握这一原则。由于未成年司法程序所具有的教育属性，更强调司法人员应对未成年罪犯抱有爱心，使其相对于一般刑事司法程序独具特色。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在新的法律法规中应尽一步凸现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教育职能，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指针来设计所有的程序，开展司法活动。同时，法院特别是少年法庭要不断总结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的经验，更好的发挥庭审的教育职能，预防失足少年重新犯罪；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的多样化，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的帮助教育作用，使更多的未成年罪犯走向新岸，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